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为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要求各级干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重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要全面把握“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从根本上掌握运用“两个结合”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到“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
“两个结合”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丰富和发展
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上一切历史观和社会思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出发，科学揭示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回应了从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来解构人类社会实践的错误观点。“两个结合”正是秉承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运用，在时代变化中运用唯物史观破解难题、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
“两个结合”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科学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开篇之作。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满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没有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中来提炼其批判性思想，“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三个环环相扣、不断递进的重要命题：“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并且“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两个结合”作为揭示思想理论演进发展深层逻辑的科学方法，从根本上离不开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个过程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过程，而是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社会存在是构成社会生活的物质因素的总和，社会意识总是在同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的历史变迁中不断得以积淀和发展的，从人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去寻求社会意识形成的奥秘，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走向成功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两个结合”为把握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树立了标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这是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指导人类实践具有重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它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矛盾、立足具体的历史方位来把握，摒弃教科书式的抽象理解。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深刻理解，坚持从动态变化着的现实实践中来把握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着眼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不断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深入解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时代之问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为进一步把握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运行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在社会中相互作用，形成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合力。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关于历史合力理论，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历史是由各种因素相互叠加的总和，而必须看到由于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类社会各要素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旦人类实践活动的介入，“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两个结合”是在历史合力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思想升华。“两个结合”不是某个具体问题和具体模式的结合，而是一种整体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历史实践的产物、作为对欧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提升，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还在于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中国现实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并形成深层反应。“两个结合”立足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各要素的存在及相互联系，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整体性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断激活各个层面的创造潜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人类社会意识是立足于社会存在基础上而形成的，抽象地封闭地离开实践性社会存在谈社会意识是没有意义的，但社会意识作为人类的思想价值系统并非社会存在的“附庸”，它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而引领社会实践活动走向成功。
“两个结合”展现了世界历史背景下文化交融的新境界。随着近代以来欧洲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历史开始走向世界历史。这一过程必然带来人类文化的一场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拓展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两个结合”站在人类历史文化交往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作为现代大工业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世界文化长河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历久弥新、日用不觉的价值观念相结合，既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变得更加丰富、更易被人接受，又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彰显出新的哲理高度和强大的活力。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另一方面，“两个结合”又为人类走向开放包容起到了引领作用。人类文化的繁荣进步与人类社会的交往是息息相关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在人类社会的深层次交往中，不断厚植彼此文化互鉴的基础，是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由之路，当然这种交往需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造福社会和民生为归旨。
“两个结合”展现了社会意识的引领力和影响力。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注重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性。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意识到，工人阶级要在“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获胜，就必须具备自觉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有一个伟大使命，就是以真理的力量不断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自我解放的意识，并积极推动这种先进自觉的意识转化到当下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互联网给各种文化价值的博弈带来新的空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出现了许多新变数。为此，需要通过“两个结合”持续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强化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在“两个结合”中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相互成就，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前瞻性战略性理论指南；要将“两个结合”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对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主心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的答案，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将“两个结合”作为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不断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不屈不挠、奋勇争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实践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两个结合”凸显了社会意识自身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诸形式均有自成系统、前后相继的历史链条，因而具有历史继承性，有其发展的特殊规律。一方面，人们总是根据自己时代的社会存在的要求去理解、对待、选择前辈们留下来的精神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人们又在继承前辈留下来的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去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两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从“两个结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实质上表达着三层意思。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与西方的发展道路有着根本的不同，是因为两者的根基不同，是共生并进与强人从己、保合太和与丛林法则的不同，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行稳致远，既要夯实物质技术的根基，也要夯实精神文化的根基，只有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注入我们的道路根基中，我们的道路才能更多呈现出中华文明的引领，才能使我们的道路有更多的向心力；三是中国道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也赢得世界各族人民的认同，需要形成我们自身的文化软实力，用文化软实力破解人类交往中的诸多难题，在促进民心相通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两个结合”是对人类创造性实践活动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性的创造性运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所以取得胜利，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发挥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走自己的路。“两个结合”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质。从强化人的主体性来建构其哲学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价值指向。针对费尔巴哈哲学中主体性缺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而“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与“人的世界”的根本差别，是“人化”，也即“文化”。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两个结合”中得以激活并升华的。也正是这种文化主体性所内生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能够站立时代潮头，把脉历史发展大势，进而汇聚起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巨大精神能量。
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明确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特征，指明其他国家可以走上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形态。马克思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伪善和野蛮本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强调，“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具有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建立在我们党通过巩固文化主体性，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又为我们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文化传统就是其中重要的条件。人类的历史创造本身包含着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文化条件下进行创造。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既要守正，只有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又要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一方面，要坚守“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坚持不懈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更有力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南方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
